周功绪老家的盛宴——吃新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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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家的盛宴——吃新鲜

周功绪

“三女，快喊婆婆爷爷、爸爸和妈妈他(她)们来吃新鲜，几张桌子快坐满了。”

“好，幺婆婆，咱们立刻就来……”

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几十名同乡在咱们周家老屋“吃新鲜”的一个缩影。

吃新鲜，是我老家的一大传统习俗。吃新鲜，由于鲜而奇特，由于吃而雅兴，由于美而神往，由于情而眷恋。吃新鲜，一般要轮换三百多天才干吃到当年的榜首次，一年到头最多也便是不幸的几回罢了。

吃新鲜，用咱们老家的话说，便是吃“年猪饭”。

在那个年代，吃新鲜，可不是一般的饭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它的吸引力、它的诱惑力、它的影响力和它的重视度远远超越端午饭、栽秧饭、月半饭，乃至超越团年饭。
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有苕米子吃，有马铃薯吃，有半饭半菜吃就算谢天谢地了。那些年代吃大鱼大肉哪像现在这么简略，这么便利，这么遍及，能够说，一年到头可贵吃上几回，即便来了宝贵客人，也未必能吃上一口新鲜肉。那“一年到头望穿新衣服，一年到头望吃年猪肉，一年到头望走人家或来客人(改善生活)”的心境，用望穿秋水、望穿秋水来表达，再恰当不过了。

在那凭票买肉的年代，吃新鲜，不是一件简略的事。不管是谁，不管什么情况，都得把国家定购的那头生猪使命完结后，才干如愿以偿。那些年代，杀年猪的仅有“通行证”便是“宰杀证”，而《宰杀证》的仅有来历便是完结生猪定购使命后，由食物所代发。

在那交通阻塞的年代，在远离周家屋场七八公里的长江边缘的黑岩子集市上，有个专门为国家收买生猪定购使命的“食物所”，在这个当今许多青年人不知道的当地，那农人老大哥“背着生猪，上交国家定购使命”欢欣鼓舞的姿态和一艘艘机动船将生猪运往上海、武汉、宜昌等地络绎不绝的局面，至今还在我脑海里飞扬。

国家定购的生猪，至少120斤以上，若斤量不行，只好沿途背回，待其斤量满足后，再背去上交。在卖使命猪的羊肠小道上，大哥和二哥不知协助没有背猪才干的困难户排过多少忧，解过多少难。

吃新鲜，很考究，一般要比及冬月中旬今后，才干饱到口福。一来等年猪长得肥肥的壮壮的；二来便于猪肉的腌制和腊肉的熏制；三来办妥年货的重头戏。

吃新鲜之前，一要选个“六畜兴旺”的日子；二要提早与杀猪佬“咬”好口；三要提早约请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到时参与年猪宴；四要把最好的烟、最好的酒和最好的菜贡献出来，让四面八方的客人吃个痛痛快快；五要彼此坐庄，彼此共享，彼此祝贺。

母亲对年猪的厚爱无以言表，在杀年猪的那天，我亲眼看到母亲一大早，拎着一大桶香馥馥的红苕掺包谷面，让心爱的年猪纵情地享受了最终一次的“山珍海味”。母亲那心如刀绞、恋恋不舍的姿态，永久藏在我的心里。

“幺妈，水烧开没有？”。

“早就烧开了，就等你了，师傅。”

“好的，还有几分钟，我把大爹他们这一头杀完了就过来。”

“幺儿，快喊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去，立刻就要杀咱们的年猪了……”

“快把猪耳朵和猪尾巴抓住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那红彤彤的猪血，像彩虹相同，一泻“千里”。

不到分把钟的时刻，一头心爱的年猪，就这样在杜远金这个老道的杀猪佬的刀光下，极不甘愿地脱离了咱们。

“么妈，快把猪血端走。”

“么妈，快把腰花拿去爆炒。”

“么妈，快把五花肉拿去蒸蒸肉……”

“师傅，半边多重呀？”

“半边五六十斤哟……”

大约一个多小时后，那一桌桌热火朝天，香气扑鼻的美食佳肴，在母亲和二妈等厨师的辛勤耕耘下，就来到了咱们的眼前。

“立华，坐过来，这边好挑蒸肉些。”

“幺爹，我这边也有。”

“先贵，今天多喝几杯。”

“好的，幺妈，您们忙了半响，快来吃。”

“本年的血晃和蒸肉，真好吃。”

“你们喝酒的渐渐喝，多喝几杯……”

万万没想到，这些温馨而又浪漫的美好回忆，已离咱们40多年了。

血晃子、瘦肉丝、炒猪肝、爆腰花、排骨炖萝卜汤和包谷面蒸蒸肉，是咱们舌尖上的独爱。那“云雾旋绕”，香气飘飘的年猪肉，无与伦比。尤其是排骨纯萝卜汤和包谷面蒸蒸肉，那排骨的酥香味和幽香的萝卜口感、那包谷面蒸蒸肉特有的肥而不腻、耐人寻味的滋味，一看就想吃，一闻就着迷，一吃还想吃。那种滋味，用香飘十里来表达，一点也不为过。

包谷面蒸蒸肉，不是一般的好吃，若是将其煎成锅巴蒸肉后，那“香到极致、美到极致”的滋味，不是全国一绝，胜似全国一绝。

包谷面蒸蒸肉，是我一生中的超级独爱，我不知在大江南北品味过多少次，但惋惜的是至今仍没找到那原有的滋味。要是哪家农家乐主打这个民间品牌的话，不知要“火”到什么程度。

很小的时分，我曾猎奇地向母亲问道：包谷面蒸蒸肉，怎这么好吃？母亲微笑着告诉我：用包谷面和红苕喂的年猪，与用饲料喂的年猪，彻底不相同，用包谷面和红苕喂的年猪，天然生成的便是香。

吃新鲜的客人陆陆续续脱离后，繁忙了一天到晚的母亲和父亲，彻底不知道歇息，紧接着又去灌腊肠和腌肉去了，那跳进跳出、忙得不亦乐乎的姿态，真叫我既快乐又心痛。

“看哪家年猪大，看哪家年猪膘厚”，是咱们老家吃新鲜的一大传统赛事。

“幺爹，本年半边168斤。”

“年景还能够，比上一年重了50斤。”

“幺妈，肉膘足足一巴掌多厚。”

“哟，没想到这么肥呀。”

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户后，咱们有史以来杀的榜首头大年猪，比七十年代中叶杀的那头小年猪，足足多了216斤优质猪肉。

“挨家挨家吃，家家户户吃”，是周家屋场吃新鲜的一大传统，那几十名父老同乡，欢聚一堂，欢声笑语，各抒己见，对酒放唱的温馨局面，简直与一家人一模相同；那热闹非凡、心境舒畅的气氛，就像解小东的“咱们老百姓啊，今天真快乐”的流行歌曲相同，唱出了热情，唱出了欢欣，唱出了风貌。

后来，咱们吃新鲜的口福渐渐的变好、越来越美、渐渐的变多。上一年，我回老家买年猪肉时，93岁高龄的母亲无比兴奋地向我叙述了几大来之不易的改变：一个是六、七十年代，能吃个百把多斤年猪的，就算万幸了；一个是八十年代，吃个两三百斤年猪的，举目皆是；一个是九十年代后，吃几头几百斤年猪的，大有人在；一个是二十一世纪后，家家户户种上了茶叶，栽上了夏橙，尽管没有种粮食了，尽管喂年猪的没有曾经那么多了，但简直天天都有新鲜肉吃了。

在绵长的吃新鲜的美好的国际里，我好像吃出了不同年代的回味与感悟。我想，吃新鲜，应该是民间文化传承的盛宴，应该是亲情友谊乡情日益提高的盛宴，更应该是千家万户共享五谷丰登的盛宴。

周功绪，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，夷陵区作家协会会员，今世美文杂志会员，星空诗社会员。著作在《今世美文杂志》《湖北网络文学》《湖北郊野》《三峡文学》《三峡日报》《宜昌回忆》《新三峡》《夷陵保藏》等报刊杂志选用。